土家族——教育、衛生和體育
九、教育、衛生和體育教 育土家族有本民族的語言，沒有文字，學校教育在較長時期內沒有發展起來。到了唐宋年間，才逐漸有了能通曉漢文的土家族仕人和官員。在元代，鄂西的建始、施州等地都已着手興建學校。至明朝，土家族地區的教育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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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衛生和體育
教 育
土家族有本民族的語言，沒有文字，學校教育在較長時期內沒有發展起來。到了唐宋年間，才逐漸有了能通曉漢文的土家族仕人和官員。
在元代，鄂西的建始、施州等地都已着手興建學校。至明朝，土家族地區的教育有了進一步地發展。明太祖曾下令：“諸土司皆立縣學”。明孝宗又下令規定，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襲土職的，必須入學，不上漢學的，一律不得承襲土司、土官的職位。因此，土家族地區的縣學、司學較前增多。當時有的土司往往在本地自立書院、私塾等，但多系土官本人及其嫡系子孫就讀，不準土民入學。清政府在“改土歸流”以後，改變了土司統治時期不準土民入學的規定，在土家族地區設立府州學校、縣學和義學，對土家也採用開科取士的科舉制度，學校較前增多，土民入學的人數增加。從此，漢文在土家族地區傳播更加廣泛。
到了近代，土家地區的學校教育，雖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因設立學校的時間較漢族地區晚，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所以土家族地區的學校教育，仍遠遠落後於漢族地區的發
展水平。
到新中國建立前夕，土家地區除恩施城裏有一兩所中等專科學校外，較大的城鎮再沒有較高等的學校了。廣大農村幾十裏地沒有一所學校，到縣城上初中的學生困難很多，如有的學生上學要走三至五天路；就是上小學也很困難，上坡幾十裏，下坡十幾裏，一走就要半天多，到了學校來不及上幾節課，就得往回走，造成幾百戶土家人沒有識字的，全寨子文盲是司空見慣的事；個別農家子弟能堅持上二三年學，是很不易的事，但回到家裏幹農活，很快又復盲，以至不少土家農戶世世代代是文盲。恩施專署所轄八個縣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只有22475個學生，文盲佔總人口數的80%以上。宜昌地區的長陽縣，最接近漢族地區，在歷史上學校教育的發展較早，但到新中國建立前夕，學校也瀕於絕境。
渝東南土家聚居的五個縣，在新中國建立前，除有4所簡易師範外，只有11所中學，絕大多數還是初級中學；小學739所，可是，多數學校只有幾個或十幾個學生，甚至有的學校還沒有教師和學生，其落後面貌，可想而知。
新中國建立後，由於人民政府重視發展民族教育，所以土家地區的民族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目前，吉首大學、湖北民族學院、武陵大學、三峽大學已先後建立起來。據2001年統計，恩施州有2所高等學校，在校學生8429人，教職工1855人，湘西州吉首大學，在校學生7841人，教職工1296人。
湘西自治州到1985年，有普通中學208所，其中有完全中學47所、民族中學11所，在校中學生101252人，中學教師10348人，比1949年是十倍乃至幾十倍地增長。全州有小學3757所，其中有民族寄宿制學校10所。在校小學生411235人，小學教師17177人，發展速度很快。到20世紀末，湘西州已普及了初等教育，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7.7%，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形成了高、中等教育，義務教育，成人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相結合的教育體系，各級各類學校發展到近三千所，在校學生44萬人。
恩施自治州1985年已有普通中學397所，小學有3541所，其中五峯土家族自治縣有小學357所，普通中學28所，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有小學450所，初中33所，高中5所。一州兩自治縣的中小學教育較新中國建立前有較大發展。據2001年統計，湖北一州兩自治縣有中等專業學校3所，在校生2911人，教職工228人；普通中學248所，在校生242816人，教職工14302人；職業中學10所，在校生6658人，教職工714人；小學2088所，在校生42.58萬人，教職工1.96萬人。教育事業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
五峯土家族自治縣的各類學校，到1985年，已發展到389所，其中有小學357所，普通中學28所，新中國建立後的建校數是解放前的11.8倍。長陽土家族自治縣，1985年已有高中5所，初中33所，小學450所，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8.9%。
渝東南5個自治縣的學校教育事業發展迅猛。到1986年爲止，5縣總計有中、小學2596所，爲1949年的3.29倍；各民族在校生42.33萬人，爲1949年的10.9倍；少數民族在校生已達24.5萬多人，佔自治縣在校生總數的58%。恢復和建立民族中小學3所、寄宿制民族校點56個、民族班154個，有寄宿生8174人。到2001年，渝東南有中等專業學校l所，在校生及教職工數千人；普通中學99所，在校生104395人，教職工6901人；職業中學6所，在校生2834人，教職工445人；小學1246所，在校生28.48萬人，教職工1.22萬人，各類學校均已迅速發展，土家族人民的文化素質得到較大提高。
湘鄂渝黔四省市接壤地方的民族教育得以蓬勃發展，是與從漢區來的大量教育幹部和教師無私地援助分不開的。土家族、苗族和漢族人民在共同建設山區的過程中，互相學習，才使民族教育得以順利展開，民族團結促進了民族教育繁榮，民族教育的繁榮，又促進各民族的進一步團結。1978年湘西自治州龍山縣烏鴉鄉要建中心學校，當找二坪鄉商量購買五畝多良田作校址時，二坪鄉的村長和羣衆說，這幾年來，烏鴉鄉爲我們提供了良種，傳播了先進技術，每年給我們鄉600多人治病，還幫我們解決菸葉、藥材的銷售問題，修學校對兩個鄉的各族人民都有利，不要提買田的事，你們看中了哪裏，就在哪裏修。這所學校修好後，成爲當地各族子女學習、團結的學校。在四省市接壤地方的這種民族團結友愛的學校較普遍。
醫藥衛生
在舊社會，土家農民受盡地主、官僚的盤剝，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溫飽難得，因而發病率很高。那時，不僅村寨裏無藥無醫，就是較大的縣城，也往往缺醫少藥。湘西10個縣在1949年僅有醫療衛生機構15個，病牀132張，醫護人員不到500人。恩施州8個縣新中國建立前只有8個小醫院，110張病牀，654名醫護人員。渝東南5個縣只有5個衛生院和縣醫院，每院有醫護人員3至7個。各縣的城鎮只有幾個中藥鋪，看病的中醫師，往往只有一兩個人。而這些衛生院所的設備簡陋，如石柱縣城有一個趣聞：1948年，國民黨僞縣政府的一個警察，下肢被手榴彈炸斷了，送到縣衛生院，可是醫院沒有動手術的醫療器械，國民黨的官吏卻硬要強迫醫生治傷，那個醫生無法，便用屠夫的宰羊刀和炮匠的鋼鋸作了截肢手術。縣城裏只有有錢有勢的人生了病，才請醫生或上衛生院去治病。廣大的城鎮平民是沒錢看病、買藥的。農村的土家人有了病，就採草藥熬煎或敷塗，全靠土方土法治病；在治不了時，往往去求神拜佛。遇上災年，瘟疫流行，甚至整村的人都要罹難，有的家庭幾代人同時死去，斷了“香火”。武陵山區在新中國建立前瘧疾、天花、鼠疫、霍亂、傷寒、麻風等傳染病幾乎連年發生，死亡率非常高。1944年到1945年湘西大庸縣天南鄉傷寒蔓延，11個月內死亡2000多人。1943年酉陽龍潭鎮上霍亂橫行，每天下葬的屍體多達20餘具，真是“處處見殭屍，戶戶聞號泣”。哀鴻遍野，悲慘之至。
新中國建立後，黨和人民政府對土家族地區各族人民的身體健康極爲關注，努力在四省市交界地方發展衛生防疫、保健醫療事業，以增強各族人民的體質，使土家城鄉的衛生面貌，煥然一新。
湘西自治州現有縣級以上醫院21所，區鄉醫院324所，牀位5297個，較1949年增長42倍，醫護技術人員5441人，較1949年增長11倍，其中有少數民族2264人，這支隊伍正在發展壯大。
恩施自治州至1985年醫療衛生機構有756個、病牀7174張、衛生技術人員9385人，其中有個體開業人員165人。宜昌地區的長陽、五峯自治縣，都建有縣人民醫院、中醫醫院、婦幼保建站和藥檢所等。到1985年，長陽還建有16個區（鎮）衛生所，60個鄉（鎮）衛生所，429個村衛生室，共有病牀708張、醫務人員1132人；鄉村醫生415人、衛生員539人。五峯還建有區鎮衛生院10個、農村衛生所32個，共有402張病牀。醫務工作者713名，鄉村醫生164名，衛生員142名，接生員202名。到2001年，湖北一州兩縣已有衛生機構280個，牀位7106張，衛生技術人員10132人。
渝屬的五個自治縣，在2001年，已有衛生機構427個，牀位3898張，衛生技術人員5367人，衛生事業正迅速發展。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爲了幫助土家族地區克服缺醫少藥的困難，在四省市邊區興建醫藥衛生機構過程中，曾多次組織醫療隊去土家族山寨，送醫送藥到山鄉，爲土家農民進行免費治療。也曾多次動員和組織漢族醫生到土家山寨紮根，與土家族人民結合在一起，從根本上來解決衛生防疫、醫療方面存在的問題，而不少的漢族醫生已經在土家族地區生根、開花、結果，使土家族的防疫醫療隊伍得以逐漸建立和發展起來。湘西自治州龍山縣醫院院長羅光楠，恩施自治州咸豐縣醫院副院長周祖武都是漢族支援土家族地區紮根山寨的典型。
周祖武1956年畢業於武漢醫學院，1960年他爲了支援少數民族山區，辭去協和醫院醫師職務，拜別在武漢家中年近七旬的父母，毅然來到鄂西咸豐縣，紮根在山寨25年，支援了土家族、苗族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當時，咸豐縣人民醫院外科，一無麻醉師，二無手術助手，連動手術時必需的手術檯、無影燈也沒有，他就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開始了救死扶傷的神聖事業。他到咸豐的第三天，就爲一土家婦女切除了重達20多斤的卵巢腫瘤。從此，他是“神醫聖手”的美名就遠揚土家山寨，方圓幾百裏的人，都紛紛前來求醫。1960年冬天，在不滿三個月的時間內，他即成功地做了子宮脫垂手術120多例。周祖武在山區行醫的歲月裏，走遍咸豐縣兩個鎮、八個區，總面積達2550平方公里的山山嶺嶺，攻克了開顱腔、接肢、左肺葉切除、膀胱癌切除等等的手術難關。他不因精通外科手術而滿足，還把醫術擴展到兒科、婦產科和內科，總是孜孜不倦地以解除土家族、苗族患者的病痛爲己任。中國科協授與他“農村科普工作先進個人”的榮譽，各族人民譽他是“土家苗寨的好醫生”。
中國各地的醫學院和鄂西醫藥專科學校，都先後爲土家族培養了一批掌握現代醫學理論和技術的教授、學者、專家。四省市接壤地區的醫藥衛生保健研究工作，也取得較大的進展。
由於現代化的醫療衛生事業在四省市土家地區的日益發展，不僅消除了霍亂、麻風、瘧疾、天花、頭癬等病的傳染，防治了地方病的蔓延和擴大，也使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斷提高。據調查，湘西自治州在新中國建立前和建立初人口平均壽命只有30歲左右，到1978年，已提高到60歲以上，正如民諺所樂道的那樣：“千年病根今日斷，人壽年豐樂太平。”
體 育
勤勞勇敢的土家族先民，在與大自然和外敵的爭鬥過程中，創造了以增強體質爲主要目的的各種競技運動，土家子孫世代相傳，不斷創新發展，形成了土家族的傳統運動形式。
土家族的傳統體育項目很多，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一是競技運動，如拔腰帶、拔河、拔旱船、踩竹馬、踢毽子、盪鞦韆等；二是健身運動，如舉石鎖、抵貢、連撬棍、氣功、武術、登山、爬竿等；三是表演運動，如板凳龍、肉連響、撒爾嗬等。
土家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樣，體育活動的萌芽——競賽與遊戲產生很早，不少是土家族先民在處於原始社會的發展階段時，隨着氏族部落的出現就開始萌發的；有的產生於軍事、醫療、原始信仰、節日、禮儀、風俗等社會活動之中，往往用“戲”、“藝”、“舞”等形式來表達。遠在傳說時代，巴人就有以劍擊石的擲劍競技；還有劃土船比賽；並以這兩項比賽的取勝者爲推舉部落首領的條件。殷商末期，巴人有軍事操與歌舞結合的運動形式，而且還用於周武王組織的反殷聯軍出擊朝歌的陣前。至唐代，巴人舞還保持着“矛渝”、“安臺”、“弩渝”等軍事器械操運動形式，至今永順、龍山、來鳳、秀山等地土家羣衆的玩“擺手”、“跳社巴”仍保持着大量軍事操動作，特別是“大擺手”動作粗獷有力．振動幅度寬，運動量大，應是土家族的傳統體育運動項目。
歷史上土兵善戰，在史籍上早有記載，他們被譽爲“神兵”，或稱“湖廣土兵天下虓”，揚名海內。他們在秋冬必須進行操練，還要接受土司在操練場上的檢閱，表演軍事操、武術、氣功等等。習武早已成爲土家的傳統運動形式，在社交活動中，比武已成爲女子選婿的一個重要條件。習武在土家族中早已成爲社會風氣，近代還保持這一優良傳統。
“肉連響”是土家先民勞動歇憩、健身的娛樂活動。他們以雙手進行周身的自我按摩、拍打，同時配合各種身法、腿法，不停地運動，時而扭腰轉體，時而蹲腿跳躍，時而滾翻身體，以達到舒筋活血，消除疲勞，強壯體魄的目的。
“板凳龍”是土家族和中南、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的傳統表演項目。土家族傳說，在很多年前的一個春節，土家羣衆集聚一起，觀看龍燈表演，有三個青年越看越起勁，很想親自試一試，扎一條龍燈吧，時間來不及，搶別人的來玩又不行，急中生智，他們抓着一條長板凳當龍燈玩弄起來。以後一代接一代地把這種玩法套路傳下來，逢年過節，總要玩“板凳龍”。
“滾龍蓬簫”也是土家喜聞樂見的運動形式，表演者一手持蓬簫，一手握快板，用蓬簫有節奏、有規律地碰打身體的各個部位，時而蹲跪，時而坐臥，時而邊滾邊擊，全身運動，動作雄健有勁，粗獷大方。在來鳳、宣恩和咸豐等土家聚居地，早春時節，身着湘波裙的土家青年女子，結隊擁到高聳入雲的鞦韆架旁，兩人一組，登上鞦韆，雙手握繩，一站一蹲，使勁用力。蹬動踏板，前後擺動，盪漾高空。有時，還有成羣結隊的土家青年用咚咚喹伴和，把戲、舞、樂結合在一起，“兩人鞦韆”也是土家青年的傳統體育項目。
20世紀20年代以來，通過土家族在內地學習的學生，或漢區通曉現代體育的教師到土家地區學校執教，才把現代體育的球類、田徑、游泳等項目傳人山區。但是，現代體育項目，在土家族中發展的較緩慢。因體育師資奇缺，體育場地和設備都十分簡陋，使有些競技項目不能開展比賽活動。廣大的土家人在勞動中要攀山越嶺，所以只有少數人在農閒或節日，才搞些練功習武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
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體育事業。到20世紀80年代，湘西自治州共培養了專業體育人才425人，等級運動員328人，等級裁判員115人，共有103000多人達到國家的體育鍛煉標準。大庸的趙繼書練就一身好氣功，多次出國表演，獲得好評。
恩施自治州建立少年兒童業餘體校9所，州民族體校6所，運動場1762個；有15508名學生達到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培養出一大批體育運動骨幹和優秀運動員，有42名運動員被輸送到省和國家的體工隊。現有各級裁判員196名。1986年湖北省少數民族運動會在恩施舉行，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多達140餘個。
自1982年開始舉辦的七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均有土家族地區的土家族運動員參加，並取得了優異成績。湖北省代表團在第七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上獲得8塊金牌、3塊銀牌、7塊銅牌，金牌總數在全國34個代表團中排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