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封建社會後期土家族的文化（一）
第三節 封建社會後期土家族的文化一、土司統治時期土家族的文化封建中央王朝對土司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對土司加緊實行文化控制，採取各種措施，使其逐漸接受漢文化。元代，在建始、施州（今恩施）設立學校。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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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封建社會後期土家族的文化
一、土司統治時期土家族的文化
封建中央王朝對土司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對土司加緊實行文化控制，採取各種措施，使其逐漸接受漢文化。元代，在建始、施州（今恩施）設立學校。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諸土司皆立縣學”；三十二年，巴東、長陽等縣設立縣學。永樂六年（1408年），設立酉陽宣慰司學，培養土官及其子弟學習漢文化。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下令：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襲土職的必須入學，不入學者，不準承襲。明朝廷採取這種措施，目的是從文化上加強對土司的控制，迫使其接受漢文化和儒家思想，實行強迫同化。但是這種措施在客觀上有利於土司、土官文化的提高，使土家族統治階級中出現了一批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在明朝廷的強制政策下，一些土司、土官及其子弟被送往附近州縣求學。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年），永順土司彭明輔就學於辰州。明神宗萬曆年間（1573-1620年），彭元錦、彭象乾自幼就學於酉陽，“儒學有才名”。彭元錦後任土司時在永順老司城設立若雲書院。施州地區的土司將其子弟送往荊州就學。卯峒安撫使向同廷在該司署地及新江等處設學校，就地招集土官子弟“延師課讀”。但是，土司對其統治下的農奴，則實行愚民政策，規定土民不準讀書識字，“違者罪至族”。
書院的興建，使土家族統治階級大量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因而出現了一批文化較高的土人。從元代到改土歸流前，土家族中的一些封建土人，開科取士時，考取進士、舉人的不乏其人。這些考取功名的大都派往全國其他地區做官，擔任知府、知州、知縣、訓諭、教授等官職的，屢見不鮮。
隨着文化的提高，土家族中土官的著述亦日漸增多，其中以文史爲多，有司志、史纂、譜牒、碑文等。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永順土司彭世麒著有《永順宣慰司志》，大約記其世職、山川景物之類，爲其後作地誌者籍爲藍本，稱之爲土司“舊志”，是研究湖廣土司制度的重要著作之一。其子彭明道因不慕榮利，在白竹山隱居，著有《逃世逸史》。容美土司田氏世習詩書，在湖廣頗負盛名，其中田舜年尤爲博學，詩詞歌賦，無不通曉，經史子集，無不涉獵。他常邀集江浙漢學名流，求教研討，著有《二十一史纂》、《二十一史補遺》、《容陽世述錄》、《-家言》等。他編輯的《二十一朝史略》，刪繁就簡，簡明扼要，對中國歷史上的人物事件，“互有商榷，……考誤析疑”，提出自己的見解。至於譜牒、碑文，在明末清初更是常見。
當時的土家族文化中以詩歌最爲著稱。容美司“至田世爵後，頗事詩書。”明萬曆年間，從田嚴壽始開詩派，代代相傳，歷久不衰。田子壽，名田九齡，擅長詩詞，喜交遊，足跡遍及金陵、北京等地，“才超楚國”，“所交與唱和者多當時名士。爲詩衝融大雅，聲調諧和”。其詩集《芝亭詩草》刊行時，武昌名士吳國倫曾爲之作序。自田九齡以後，土家族詩人輩出，詩集不斷湧現，較爲著名的有田元、田圭、田楚產、田甘霖、田既霖、田霈霖、田舜年、張之綱等人。田元著有《金潭吟意筆草》；田甘霖著有《敬簡堂集》；田舜年尤好文藝，工於詩詞，著有《白虎堂集》、《清江紀行》、《許田射獵傳奇》、《歡餘吟》等詩集。五峯司的張之綱“雅好詩書，手不釋卷，工四六詩賦”，其弟子八人，人人皆有詩集。唐世英的詩作遺稿，長樂縣（今五峯）的士人見到的就有百餘首。保靖土司彭鼎亦“通詩書，解音律”。這些反映土司時文化發展的詩文集，多已散失。但從散見於有關志書的少量詩詞中可以看出，它既吸收了漢族詩詞的長處，又保存了土家族民歌的特點。這些詩作，體裁多樣，有絕句、排句、律詩、詞等，寫作技巧純熟，典故運用得體，具有較高的水平。
土司時期，除了土家族文人的詩作和著述以外，還有不少石刻碑文。碑文的內容有記述土司營建工程的，有反映漢、土家民族關係的，有土官的墓誌墓碑。還有一些碑文，雖爲漢人所立，卻是漢族遷入土家族地區定居、繁衍子孫的歷史見證。
順橋碑立於今湖北鶴峯、五峯交界處的百順橋五峯一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容美土司田舜年所立。土司時期，這裏是通往宜都、荊州等地的要道，也是容美土司巡視所轄諸長官司的必經之路。爲了方便商旅和統轄諸土司，田舜年在兩山夾峙的溪河上修了一座長30米、寬3米許的大橋，碑文記述了該橋從勘測到動工修建的情況，以及橋竣工前田舜年進京覲見康熙帝的過程。碑文稱，該橋的建成，“變昔日之畏途而成康衢矣。……因勒石而命之日百順橋。蓋以舜年無才無德，如太史公所云，事事多天幸云爾。時皇上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嘉平月，容美驃騎將軍田舜珩，撰於平山之新遂堂。”下書其屬下各司官員50餘人姓名，碑文因風雨剝蝕，已脫落百餘字，而正文後款之地名、人名基本上完好無缺，爲研究容美土司所轄地域及其官屬提供了重要資料。
漢土疆界碑在今五峯水濜土司區懷抱窩鄉的竹橋、傅家堰鎮紅漁坪鄉的漂水巖，各有一座，兩碑銘文相同。碑高1.9米，寬0.73米，上端刻有“漢土疆界”四個大字。據載，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漢民與土司之間，常爲地界發生爭端。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經湖廣總督府、荊州府、長陽縣等有關地方官員與容美土司官員“斷定疆界，以靖漢土爭”，故立此碑。碑文說：“土人不得擅買漢地，定例昭然；漢人亦不得越種土司之地，以致滋事；務期勘明，分守界限，庶可漢、土相安。”經各方官員共同勘定，“白溢（今白溢坪）、麥莊（今謝家坪）山川情形，既距長邑（今長陽）險遠，又驗其衙舍墓表，皆屬土司舊址，土
人百十餘家住種，並無漢民居住。……奉此合行遵照，前往白溢、麥莊與漢土接壤之地方，豎立石竭，分定疆界，務各遵守，毋得再起爭端，庶不負上院息爭寧人之至意。”下署7名地方官員與容美土司田曼如同立。碑文共25行，1000字左右，爲研究清初的鄂西民族關係提供了典型的例證材料。
保靖宣慰司彭鼎自敘、墓誌碑彭鼎及其夫人之墓，在今湖南保靖縣大妥鄉甘溪村後山，即今鳳凰山。碑已殘斷。《自敘》爲彭鼎自己撰寫。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彭鼎“卜地甘溪後山之陽，大啓其墓”，爲自己及夫人營建陵墓，《自敘》應是此時所撰寫。《墓誌》爲“世弟羅拱宸”於康熙二十六年撰寫。由其子彭澤虹等23人所立。彭鼎於庚子年（順治十七年，即1660年）承襲其父彭朝柱之職爲保靖宣慰使，時年28歲。《自敘》和《墓誌》雖不乏歌功頌德之辭，但也爲研究清初湘西民族關係及土司制度提供了寶貴資料。
土家族的繪畫藝術也在這時期得到發展。例如，彭鼎擅長丹青，“人得其畫數幅，如獲至寶，其《三公圖》、《五馬圖》、《十鹿圖》，精細入神”，深受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