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清末民初的土家族（一）
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前期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土家族一、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區的政治（一）清朝的腐朽統治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土家族人民積極參加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統治的鬥爭，清政府調集大量兵力前往殘酷鎮壓。爲了防止土家族人民的
本文整理自「張家界導遊網」(33519.com·特產/美食/風情欄目) 的歷史資料。文中涉及的價格、營業、行政區劃與統計數據等可能已過時，出行前請以商家、景區及當地主管部門最新公告爲準；涉及民間傳說、民俗記述的部分爲地方文史傳聞，供文化了解參考。
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前期
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土家族
一、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區的政治
（一）清朝的腐朽統治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土家族人民積極參加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統治的鬥爭，清政府調集大量兵力前往殘酷鎮壓。爲了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再次反抗，清政府在各府、州、縣和重要的軍事要地增派綠營兵駐防，同時嚴密保甲制度，並舉辦團練，組織地主武裝，進一步加強其反動統治。1856年，清政府下令加強土家族地區的團防，各府、州、縣分別制定團練章程，根據自然村寨組織團練。規定年十八歲至五十歲之間身強力壯的男子充當團丁，無論貧富，家出一丁；由當地地主充任團總，負責清查戶口，訓練團丁。並且實行連坐法，“責成團清其團，族清其族，如一家有犯，九家同坐”。對於消極懈怠的團丁要“從重懲罰”。1905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名義下，裁革綠營兵，編練新軍，先後在土家族地區建立警察制度，各縣設立警務公所，妄圖變換形式，以穩定其統治。
鴉片戰爭以後，腐敗無能的清王朝爲支付給外國侵略者鉅額的戰爭賠款，以及爲鎮壓綿延不斷的農民起義而需要的浩繁的軍費開支，不斷增加賦稅，對全國各族人民實行殘酷剝削。1855年，湖南巡撫駱秉章在省內徵收厘金，在各地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遍設厘金局，對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無論大小貴賤，只要貨物過境，全部徵稅；有的商品從原料到製成品要先後徵稅幾次。各府、州、縣爲解決所需經費，也任意設局抽釐，敲骨吸髓。1892年，永順知縣因辦大鄉書院，經費無着，於王村設厘金局，徵收商品過境稅。其稅以鹽爲大宗，油、鹼次之。由四川途經王村運出的鹽，每簍徵稅117文，入境的淮鹽每簍徵稅70文；油一簍，鹼一桶，各徵收40文。徵收厘金的結果，造成商品價格上漲，商人將這些額外負擔轉嫁到廣大土家族勞動人民身上。
其他各項苛捐雜稅也名目繁多。鴉片戰爭前，清廷在土家族地區只徵收秋糧銀一項，而且數額不大；鴉片戰爭以後，各種雜稅逐年增加，僅四川秀山縣的民間雜賦門戶差就“日送新、日夏麥、日秋糧、日芝麻、日茶、日筍、日朝貢表箋、日月會費、日束惰、日助邊鑲、日戶稅，近苛斂矣”。1901-1909年的九年中，房契稅正銀一兩徵稅由2分增加到9分，加重3倍以上。
夫馬差役更是有增無已。凡官員往來過境，文武童生應試，都要向農民攤派差役，動輒需夫千名、數千名不等。“所當差者，均系無告貧民，竭蹙悲號，溢於道路”。土家族窮苦農民不但承擔差役，而且夫谷夫錢也要由他們負擔，“夫谷夫錢，有由一而累百累千者，小民不知不識，歲苦其供”。
清廷腐朽的政治統治和殘酷的經濟剝削，使國內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辛亥革命前兩三年間，廣大農民抗糧、抗捐、抗稅的鬥爭洶湧澎湃，席捲全國，因而清朝在土家族地區的統治更趨殘酷。1909年，清朝派往永順的新任知縣，誣衊對清政府腐朽統治不滿的土家族人民爲“匪”，競揚言“非殺數萬人不足以了此浩劫”，妄圖實行血腥屠殺來阻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
（二）軍閥混戰及其黑暗統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支持下，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奪。從此，土家族人民又處於北洋軍閥與當地大小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下。控制土家族地區的擁袁勢力，在各縣委任官吏，派兵駐防，併成立警備隊，以加強對土家族人民的統治。他們在維持地方治安的名義下，紛紛組織團防。永順縣民國元年，由地主豪紳開會議定，將原保甲總局改爲團務總局，各保設立團務分局，招募團勇，以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
在反對袁世凱帝制復辟的護國之役中，控制和盤踞在土家族地區的大小軍閥，在“討袁”的名義下，各樹旗幟，紛紛宣佈獨立，實際上他們乘機攫取權利，擴大地盤，成爲霸據一方的割據勢力。這些大小軍閥爲了擴展實力，搶奪地盤，不惜大動干戈，相互廝殺，長期混戰，弄得土家族地區歲無寧日。各股勢力對永順縣的爭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1916年3月，張家界的羅劍仇率衆攻入永順縣城，不久退出。綏靖鎮營長孫炳炎領兵四百餘人乘虛進駐縣城，當其得知自稱北伐討袁軍司令的田月卿率衆千餘人準備攻城時，星夜逃走，田月卿不戰進城。不幾日，尹桂卿亦率領百餘人人城爭奪，田月卿以尹桂卿私通北洋軍爲藉口將其殺死。甘、劉以形勢於己不利，又率衆退出。於是，田月卿的勢力逐漸強大，田趁保靖、桑植兩縣官員早已逃遁之機，派其弟田吉卿領兵攻打桑植，令部下杜標攻打保靖。
長期的軍閥混戰弄得民不聊生，鋌而走險的土匪隨之日增。他們打家劫舍，橫行鄉里，“甚者結黨成羣，名日拖隊伍；擄人勒贖，名日捉肥豬；焚燒屋宇，名日扯紅旗；騷擾地方，名日喫招待”。但是，這些爲害甚烈的土匪卻成了大小軍閥重要的兵源。他們官匪勾結，相依爲命。各派軍閥專以收編有槍支之股匪爲能事，以擴充自己的勢力；而土匪亦藉受招安爲護符，到處搜逼槍支。因此，兵匪實屬一家，今日爲匪，明日即可爲軍。
各派軍閥經過長期的激烈混戰後，爲了保存自己的實力，暫時減少衝突，彼此妥協，議定在各自割據的範圍內建立防區。酉陽、秀山、黔江等川東地區歸石青陽管轄；爭奪湘西的軍閥張學濟駐紮沅陵上游及辰溪等地；鳳凰、乾城、麻陽等地歸田應詔管轄；永順、龍山、保靖、桑植由林德宣佔據；進攻四川敗北的北洋軍閥皖軍吳光新部則盤踞鄂西。這些軍閥在各自割據的防區內，不僅控制財政，橫徵捐稅，派差拉夫，而且所有行政、司法、教育等權都爲其掌握。貪得無厭的軍人深知防地的重要，懂得防地是軍費的主要來源，有了軍費，就可以不斷擴軍，隨着軍事實力的擴張，就能夠以戰爭手段擴大防區，以致相互混戰，干戈不休。他們利用封建宗法關係和人們的鄉土觀念，建立效忠於自己的“子弟兵”，以親屬、同鄉、同學掌握軍隊各級領導大權，結成封建軍事集團。他們之間爲了保持和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往往彼此勾結，互相利用，一旦利害衝突，便翻臉無情，互相火併。
1911-1919年間，由於軍閥混戰不息，土匪橫行無忌，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秩序動盪不安，政治異常黑暗。如永順縣，在民國初年，時而裁縣留府，時而裁府留縣，建制不定；已經建立的府議會也因軍閥的干擾而時立時散，成爲“尚無定製”的狀態。
各派軍閥可以隨意任免官吏，控制地方政權。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巧立名目，增加賦稅，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榨，土家族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1912年，湖南省議會以人民有納稅的義務爲名，將清朝時在湘西採買的大量兵谷改爲田賦，並停發採買銀兩，因此，農民的田賦負擔急劇增加。永順縣政府規定：不按期交納田賦者，以三期爲限，每限以二十天爲期，“初限者，每石加錢六十文，二限倍之，三限又倍之”。1914年又增加警備隊、警察所、勸學所、守城營兵等附加捐稅，與田賦一起徵收。
1917年，僅湖南省長公署統計的永順、保靖、桑植、張家界、龍山五縣，每年徵收的賦課竟高達2682萬元。
此外，養兵費用及一切差役都由農民承擔。頻繁的軍隊往來，延續不斷的混戰，更是殃及商民。凡軍隊過境，都要向商民勒索招待費，或強迫代爲籌集各項捐款，“自民五以後，攻城劫寨，習爲常故，腰彈肩槍，儼然軍隊，猶復大張旗纛，或稱北伐，或號討袁，籌款捐貨，無虛日月。政府中無計收拾，強事招安，卒之，此撲彼興，爲禍無已”。
那些駐紮一地的軍人，更是如狼似虎，貪得無厭。張學濟部團長向澤南駐防永順縣上下榔保時，“括財鉅萬，地方不堪其擾，土人赴辰訴者衆”。張學濟深恐於己不利，被迫密派李達武以籌劃軍情爲由，將向誅掉。而李的貪婪較向尤甚，他把向所括鉅萬資財大多據爲己有，並將永順城附近的老校場、新校場、火藥局、協署前後基地等官地，以武力相威脅，勒民分買，所得錢財盡入私囊。
把持地方權力的官僚、軍閥還濫發紙幣，肆意搜刮，大發其財。1912年，永順知府連培基利用市面流通的官鑄典錢和私鑄市錢的區別，一面下令禁用市錢，一面派親信強迫商民用市錢兌換典錢。當市面上流通的典錢日漸減少，市錢大量貶值時，又迫使商民用典錢兌換市錢，“往來盤剝”，利人私囊，商民深受其害。軍閥張學濟私設湘西銀行，濫發紙幣，不能兌付。當時僅僅湘西銀行發行而流通市面的紙幣就有湘西債票28萬元，湘西銀行銀元票約120萬元，銅元票20萬串之巨。1918年，湖南銀行發行的銀元票、銅元票等各種紙幣，因不能兌現，幣值僅爲票面的千分之四五。1919年春，張敬堯任湖南督軍時，以整頓金融爲名，令自己開辦的裕湘銀行發行紙幣，又發行以五年爲期的“惠民儲蓄票”，不到幾個月，張即敗走，這些貨幣變成一文不值的廢紙，以致“產業破產，商業停頓”。
長期的軍閥混戰，黑暗的政治統治，給土家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兵匪猖獗，無時不有，無處不遭蹂躪，成爲當時最大的災害。商業凋敝，市場時閉時開，物價飛漲日甚一日。農村田園荒蕪，戶口凋零，廣大農民無法生產、生活。一遇歉收，糧價上漲，鬥米千錢，貧苦農民只有靠挖蕨打葛，甚至剝樹皮、草莖爲食，生活極其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