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清末民初的土家族（二）
二、帝國主義侵入后土家族地區的經濟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解體，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逐步深入，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無不牽動着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區
本文整理自「張家界導遊網」(33519.com·特產/美食/風情欄目) 的歷史資料。文中涉及的價格、營業、行政區劃與統計數據等可能已過時，出行前請以商家、景區及當地主管部門最新公告爲準；涉及民間傳說、民俗記述的部分爲地方文史傳聞，供文化了解參考。
二、帝國主義侵入后土家族地區的經濟
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解體，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逐步深入，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無不牽動着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區，使土家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很大變化。
（一）資本主義的商品傾銷
帝國主義強迫清朝政府先後將漢口、沙市、長沙、重慶、嶽州、萬縣等城市開設爲商埠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隨之相繼運至土家族地區傾銷。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區，主要由長沙沿湘江，經常德、津市、沅陵至湘西；由漢口、沙市、宜昌、萬縣等通商口岸至宜都，經清江至恩施、宣恩、利川等地；從重慶順長江而下至涪陵，溯烏江而上至川東南的酉陽、秀山、黔江一帶。清文宗咸豐末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已經銷售至來鳳等地。
1861-1911年間，銷往土家族地區的洋貨主要有英、美、德、日等國的棉布、棉紗、呢絨、煤油、肥皂、火柴、香菸、快靛、鹼、五金等商品。以棉紗爲例，常德是湘西的貿易中樞，棉紗集散的重要市場，由嶽州關進口的洋紗，其中7/10運集常德，分銷於沅江上游及常德附近各縣。沅江上游的銷售市場中有永順府城、王村，保靖縣的隆頭，龍山縣的洗車、裏耶等地。湖北的施南府，來鳳縣的卯洞，四川酉陽的龍潭、秀山的石堤，湖南花垣的茶峒等處，都是常德洋紗分銷的市場。據統計，1900年嶽州關進口洋貨棉紗573擔，價值14800餘關平兩，到1914年進口棉紗猛增至58 398擔，價值1463600餘關平兩，15年間增加了100倍。1900年前後，宜昌進口的洋紗成倍增加，其中英國紗從1900餘磅增至2 600多磅；日本紗由28000餘磅增至141000多磅；來自印度的棉紗增長也很迅速。另據《湖北全省實業志》記載：1918年由漢口運至宜昌、沙市等商埠的外國商品，有洋布13萬餘匹、棉紗16萬餘擔、洋靛5900餘擔、洋鹼46800餘擔、煤油478萬加侖、香菸26.9萬餘支、火柴20多萬格羅斯。這些洋貨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傾銷到施南府屬各縣。
此外，英國還於清光緒末年在永順縣設立郵政支局，直接操辦郵政事業。
隨着外國侵略勢力的日益深入，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的逐年大量傾銷，土家族地區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遭到破壞，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永順縣的土家族人民原來多穿自種、自紡、自織的土布，並以多餘的土布供應附近各縣，甚至遠銷外省。自從英國、日本的洋紗、洋布傾銷以後，手工業者受到沉重打擊，土布漸漸失去銷路，產量日漸下降，一些家庭手工業和手工織布工場相繼被迫停產破產，永順由土布的輸出縣一變而爲紗布的輸入縣。
土家族人民利用山田隙地種植而供自己染布的土靛，是湘鄂川黔邊地區的有名土產之一，由於德國、日本快靛的輸入，染坊多購快靛，土靛受到排擠，種者頓減。
土家族的黃蠟、白蠟生產具有悠久歷史，產品向來外銷各地，但由於洋蠟的輸入，土蠟的銷售市場逐漸被洋蠟佔領。此外，英國菸草公司的捲菸在土家族地區亦甚暢銷，致使菸葉的種植逐年減少。
（二）大量掠奪原料
帝國主義國家在大量傾銷商品的同時，又大肆掠奪廉價的原料。土家族地區久負盛名的桐油、茶葉、木材、藥材等土特產，成爲他們掠奪的主要對象，其中以桐油爲大宗，茶葉次之。土家族地區是我國桐油的重要產地，其中以四川秀山的桐油最爲著名。過去桐油並不出口，國外銷售有限，自從外國人發現桐油可作油漆後，就大批掠奪運走，暢銷歐美。
1885年漢口開設商埠後，英美等國即設立煉油廠，各地商人鏖集土家族地區。清光緒年間，僅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就在秀山縣設立八個大商號，專營桐油生意。中國商人收購桐油，轉運漢口，售於外商，加工提煉後輸往英美。1899年嶽州開爲商埠，1904年長沙開爲商埠後，兩地成爲湖南桐油出口的重要集散地。1911年，’全國各關出口桐油數量中，由長、嶽兩關出口者就佔15.58%，僅嶽州關每年報關出口的桐油都在30萬擔以上。在長、嶽兩關的出口桐油中，湘西的桐油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外國侵略者爲了掠奪更多的桐油，英國還在常德設立安利英洋行，專門經營桐油，自此常德、津市兩地就成爲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桐油集散市場。
位於長江沿岸的萬縣，1915年開爲商埠後，即成爲貨物集散的中心。美國在萬縣設立美孚油行，專門收購桐油和銷售煤油。長江以南的恩施、利川、咸豐、宣恩、鶴峯、五峯、巴東、石柱等縣出產的桐油，都集中於宜昌、萬縣外運。1918年，萬縣關的貿易價值爲558萬餘海關兩，其中以桐油輸出爲大宗商品。酉陽、秀山、黔江等縣的桐油，主要集中於當地烏江入長江之口的涪陵，然後2/3的桐油運抵萬縣，1／3運至重慶。據《四川桐油貿易概述》記載：涪陵“集中內地如酉、秀、黔、彭等地之油，以運渝、萬兩埠出售者，年達四至七萬擔之巨，實爲四川桐油之一大轉口市場”。此外，酉陽、秀山、黔江等縣的桐油，還途經湘西，集中於常德、津市兩市場，數量也相當可觀。
桐油雖然暢銷國外，但土家族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因爲桐油的價格操縱在漢口、萬縣、常德等地外國洋行之手，完全受他們支配。外商往往以低廉的價格收購大量的桐油，從中攫取暴利。1892-1911年的近二十年間，湘西的桐油一斤僅值60～80文，與煤油的價格相等。本來桐油的價值要比煤油的價值高得多，而帝國主義國家正是通過操縱價格，以不等價的交換形式來掠奪和剝削土家族人民。民國初年，國際市場對桐油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帝國主義國家在我國修築鐵路不斷增多，油漆車廂所需桐油量很大，因而桐油的價格開始上升，每斤售價600文，高出同期煤油價格的兩倍。
茶葉是土家族地區大宗土特產品之一，其中以鶴峯、古丈的茶葉品質最佳。清光緒初年，廣東商人已抵達鶴峯州，在五里坪開設泰和合、謙慎莊號，專營紅茶，運至漢口，轉售外商出口，被“洋人稱爲高品”。帝國主義國家的商人採取慣用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儘量壓低茶葉的價格。1892年春，湖南因爲氣候失調，紅茶受病，輸出的茶葉偶有參差，英商就藉故挑剔，趁機壓價，湖南茶商被迫減價出售，結果湘茶“虧本一百餘萬兩，洋人大獲其利”。1893年，英商又以壟斷茶價的辦法，弄得“華商無計可施。……湘商又虧本一百餘萬兩，傾家蕩產者有之，投河自盡者有之”。
在帝國主義的壓榨下，我國茶商束手無策，深受其害；但茶商又以壓價收購的形式將損失轉嫁到茶農身上，致使茶農所受剝削更爲嚴重。屬於湖南茶區之一的湘西，各族茶農、茶商均在受害之列。
（三）鴉片的普遍種植
清咸豐年間（1851-1861年），作爲英國侵略者的特殊商品的鴉片煙，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一道侵入土家族地區。到了同治、光緒年間（1862-1908年），土家族地區鴉片的種植已較普遍。在酉陽州，因鴉片“得價甚昂貴，故鄉村籬落皆遍植之”。但是，腐敗無能的清廷對毒害各族人民身心健康的鴉片不但不嚴加禁止，反而在土家族地區及其附近地帶遍設釐卡，徵收鴉片稅，作爲重要的財源。以川東地區爲例，1861年，清政府即在涪州設土釐局，並相繼在彭水縣和酉陽州交界的兩河口、酉陽州境內的龍潭場、黔江縣與彭水縣接界的鬱山鎮、石柱廳境內的楊渡溪和烏舉鎮、北堤場等地，設立土釐局，徵收鴉片煙稅。僅涪州土釐局一處徵收的鴉片厘金，枯年約3.3萬餘兩，旺年達4.6萬兩左右。
一些地主富商也把經營鴉片作爲發財致富的重要手段，在涪州開設的福大祥、合成、徐均福、祥豐厚等鴉片煙莊，將酉陽、秀山、黔江等地收購的鴉片，委託外商運輸，從中大獲暴利。
辛亥革命以後，軍閥混戰，大大小小的軍閥都把鴉片作爲增強實力、擴大地盤、中飽私囊的最大財源。長期佔據川東、鄂西的四川軍閥劉湘、楊森，盤踞湘西的軍閥張學濟、田應詔，各在自己的防區內強迫農民種植鴉片。川東道尹黃復生還派員四處勸種收捐。於是，鴉片的種植在土家族地區更加氾濫，其中尤以酉陽、秀山、黔江等縣最爲嚴重。鴉片的運銷都由大小軍閥直接操縱控制，並巧立煙苗稅、印花稅、啓運稅、過境稅、出售稅、內銷稅、紅燈稅、附加稅等名目繁多的捐稅，進行勒索。特別毒辣的是，他們對不願種植鴉片煙的農民還要課以“懶稅”，或者加倍徵稅。農民如若只種糧食作物，不種鴉片，則種糧食一年應完三年的稅，如明年再不種鴉片，則應完五年的稅。在這種高壓強制手段下，土家族農民被迫不得不把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種鴉片。
鴉片的廣泛種植給土家族人民造成了無窮的災難，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產量銳減，不能自給，每年依靠外地輸入米糧，整個農村經濟瀕於破產。各種名目的煙稅，使得土家族“人民所收煙土不夠交納捐款，一時告貸無門，有的賣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個人自殺甚至全家自殺”。
（四）商品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的大量傾銷，破壞了土家族地區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使一些從事家庭手工業生產的農民與城鎮手工業者逐漸趨於破產。一些農民在被迫放棄家庭手工業生產後，爲購買日用工業品，不得不出賣部分農副產品作爲交換，使農業生產和商品市場日益密切聯繫起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家族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區的初期，由於山高路險，交通不便，洋貨時斷時續，傳統的手工紡織業仍能在洋紗、洋布有時未至的間隙中緩慢發展。土家族婦女利用農閒時間紡紗，“城鄉四時，紡聲不絕。村市皆有機坊，布皆機工爲之。每遇場期，遠近婦女攜紗易棉者，肩相摩，踵相接也”。來鳳縣的手工業者不但能織染“斑然可愛”的各色花布，而且還能以棉線織成．染有花紋的線毯，利用牛毛作原料織成牛毛毯，在市場上出售。清朝末年，隨着洋紗、洋布的大量輸入和傾銷，土紗、土布失去銷路，市場被洋貨佔領，土家族地區的手工紡織業才逐漸衰落。
但是，由於商品交換的日益發展，包裝商品所用的紙張隨之增多，卻又刺激了手工造紙業的發展。永順、恩施、利川、咸豐等縣的土家族人民就地取材，利用樹皮、稻草爲原料，土法造紙，售予商人，以供包裝貨物之用。永順縣的外白砂保、白羊溝、穿洞、老羊溝等地的紙廠造的土紙，多銷往保靖等縣。長陽縣民間集資建立斗方紙廠、皮紙廠，斗方紙廠僱傭40餘名工人，年產紙20多萬塊，值洋近2萬元。
桐油、茶油、茶葉和藥材等土特產品的大量出口外銷，規模不大的手工榨油廠和茶葉加工廠也不斷建立起來。同時，裝運貨物箱、桶、筐、簍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而刺激了木、竹手工業的發展。咸豐縣利界坪的木工技藝很高，所制木桶不用木屑，盛油經久不漏。這些手工行業是適應帝國主義大量掠奪原料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成爲洋行買辦的附屬加工廠。
生產鐵質農具和生活用具的手工鐵器業也有發展，咸豐縣丁寨的鐵工還能仿照新法制成極快的後膛槍。1919年，永順縣建立了粗具規模的綜合性的工藝廠，內設製造槍支、修理機件的機械部，織造布匹、裁縫衣襪的縫紉部，雕刻圖記、石印書表的印刷部。因爲資金不足，時辦時停，以後華洋籌賒會雖將3 800元撥給該廠，又再事募捐，籌集資金，大有重新興辦之勢，結果又復停頓。
在清末洋務派“求富”的思想影響下，土家族中的一些地主、富商自籌資金，集股合辦，或與重紳合辦，開採當地蘊藏豐富的礦產資源。同治年間，永順縣龍家寨田姓在二灣界試採鐵礦，“常獲厚利”。建始縣招商在紫密等洞開採硝礦，每年可產淨硝3萬餘斤，銷售施南府屬六縣，銀匠鋪戶所需用硝，不必再從河南、湖南等省購買。秀山縣開採的丹砂，各“廠戶販運出境，歲利幾萬金”。有的廠戶將丹砂“蒸液成水銀，利亦二三千金”。陳際臺經營的砂廠，大獲其利，“未數年，成富室”。到了光緒年間，煤、鐵、銅、鉛、銻、金等礦產資源的開採更趨活躍。鶴峯州經招商局奏準，招商集資於九臺鄉設局，開採銅、鉛，不久就見到成效。永順縣白砂保大胖山的鐵礦、車溪洞山的銻礦，商民集股開採，但因技術落後，鐵的質量不高，或因礦藏量少，無利可圖，纔沒有辦下去。1906年，古丈坪廳“將舊空存的種植局改稱礦務疏河植局”，命城千總向天爵爲總經理，把總陳季春負責經營，金礦由官辦，煤、銻由官招股合營。其招股辦法爲：山主以礦山作股份入股，不願入股者地皮憑公作價；商股以五千文爲大股，一千文爲小股，大股先招六十，小股先招二百；獲利按股分紅，股票可以自由買賣。先後在古丈坪廳開採門檻巖、洞坪的金礦，鴉角山的鐵礦，三道河的煤礦，古牛巖的銻礦。由於清朝官吏顢頇無能，濫用人員，經營不善，在三道河採掘三個月未見出煤。而集股商辦的古牛巖銻礦，所掘銻礦每噸可值銀三四十兩至五六十兩。1916-1918年，由商人集股的民信、建華等公司，在鶴峯縣望水臺，建始縣六大拐山，咸豐縣的大茅坡、茶園溝、孫家坪、天寶倉，巴東縣萬戶沱等地，開採銻、鉛、銅礦。
在農村商品經濟中，除桐、茶、漆、五倍子等大宗出口外銷的商品發展較快外，養蠶業也隨之發展起來。過去土家族不事養蠶，即或養蠶，數量也極少。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家族農民利用農閒時間植桑養蠶日益普遍。古丈坪廳的土家、苗、漢等族人民從長沙等地購買桑株，在房前屋後種植，擴大養蠶的飼料來源，“近城養蠶者十室六七……每斤值一千五六百文”。“本城羅依溪民間桑葉，從前任人摘取，近須以鹽數斤易葉，漸知貴重”。四川酉陽過去養蠶農戶極少，“近則漸多，所織生絲亦甚堅韌”，“如州南鵝池一帶之釉，可不亞於川釉”。此外，有些農戶種植木棉和蠟種，放養蠟蟲，亦能獲利。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由於土家族地區與漢族地區經濟交往日益頻繁，漢族商人接踵而至，販運大量的日用百貨至土家族地區銷售，然後收購土特產品運出境外。在來鳳縣，“商人列肆，所賣漢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廣貨、川貨四時皆有，京貨、陝貨亦以時至”。商業日漸繁盛，散處各地水路交通要衝的農村集市貿易十分活躍，除定期的集市、圩場可以交易外，在各重要城鎮還有不受期場限制，每天都可互通有無的“百日市”。同時，在各縣之間的邊沿地區還不斷出現了一些新的集市，如恩施、利川與咸豐縣的交界處新設了三星場，利川與咸豐交界處新設了八家臺場。
每逢趕場，土家族農民即到附近的集市、圩場出售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及畜產品，購買生產工具和布、鹽等生活必需品。農村集市無論大小，交易都很活躍。古丈坪廳的清吉場，每到旺季開市，參加交易的土家、苗、漢等族羣衆“日有千餘人”。
在商業中，無論是開店設鋪的坐商，還是往返於各處集市的行商，絕大多數都是資本不多、經營品種有限、本小利微的小商。但是，適應帝國主義掠奪原料的需要，也出現了一些資本比較雄厚，專門經銷桐油、茶油、茶葉、木材、藥材，囤買囤賣的富商大賈。古丈坪廳的三傅、冶城等油商，一年的營業額收入達數萬金。鶴峯州的泰和合、謙慎安則是以專營紅茶的富商。這些鉅商多系外地的漢人，土家族中的富商則爲數極少。
商人販運出境的大量土特產品和入境的各種商品，能否獲利，獲利多少，其價格直接受常德、嶽州、漢口、萬縣、涪陵等地的外國洋行及其代理店的支配。外國洋行及其代理人往往以壓價的手段收購土特產品，而將銷往土家族地區的洋貨抬高價格轉售於商人，致使商人獲利甚少，以至有時無利可圖。永順縣的商人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爭取獲得較多的利潤，對外國洋行及其代理店任意壓價或擡價的行爲進行了鬥爭。他們聯合在常德設立進出貨物交易總代理員，“以監督代理店之買賣，或取消代理店，而爲貨棧之設置。庶幾出口貨可獲相當利益，而入口貨可得減少其高利”。
隨着商品經濟和商業的發展，土家族地區各縣城及重要貿易集鎮相繼出現了各種行會組織。這是各行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爲了維護本行業的利益，避免來自漢族地區的商人獨專其利而採取的一種保護措施。縫衣服的有軒轅會，木匠有魯班會，鞋匠有孫臏會，銅鐵匠有歐冶會， “一切匠作，莫不有會”。這些行會組織，是由各行業的手工業者及商人自發組織起來的，都有嚴格的行規，對那些違犯行規的手工業者，行會照規給以處罰。但是，隨着大量手工業者的破產，行會組織也逐漸解體。
清朝末年，在各種分散的行會組織的基礎上出現了統一的商會。商會的出現，對保護土家族地區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近年商會萌芽，收買漆、倍，本地商民亦能分利者”。但是，辛亥革命以後，軍閥長期混戰，土家族地區成爲湘、黔、川三省軍閥相互爭奪的重要地區，進出貨物頓顯停滯；軍隊往來，派款索捐，各地商會忙於招待籌款，致使商業日益蕭條，“故一遇風潮，即便閉市”。
（五）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農民的破產
資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使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並出現了一些資本主義性質的工礦企業和商業；但是，由於土家族地區處於湘鄂渝黔四個地區交界地帶，山高路險，交通不便，因而封建經濟仍然佔有優勢。農村中的大部分良田沃土都爲地主階級所有。地主階級利用自己佔有的大量土地，出租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或者自己直接經營部分土地，採取地租、僱工和放高利貸等形式殘酷地剝削農民。
地租主要以實物爲主，一般以當年產量計算，地主與佃戶按“四六”或“對半”分成；有的在“對半”分的原則下，地主還要從佃戶所得部分“逢十抽一”，有的甚至高達“六四”分的。此外，還有“死租”與“活租”之分。“死租”是指“定額租”，即不管每年收成豐歉，甚至顆粒無收，佃戶都必須向地主繳納固定數量的地租，活租系租佃雙方以每年的實際產量確定租額。不論哪種地租形式，都是以對地主階級有利爲前提條件的。
地主階級除進行高額地租剝削外，還兼放高利貸，對農民進行超經濟剝削。貧苦的土家族農民一遇天災人禍，生產生活發生困難，便被迫向地主借債；地主即乘人之危，錢以年息十分之三的高利，糧以十分之五加息，盤剝農民。有的農民借債到期無力償還，不得不忍痛將自己僅有的田地和房屋折價還債，“良伺借谷磊（疑爲累）利無已，動至一二斗谷折算及於房屋”。每遇荒年，地主階級便囤積糧食，任意抬高糧價，大肆聚斂財富。
掌握農村保甲權力的地主豪紳，還利用採買“兵谷”之機坑害農民。清政府歷年撥出專款，用以採買兵谷，由地方官吏交給保正按畝徵購。但是，此項銀兩多被經管採買的官吏和保正貪污中飽，農民交售糧食從未得到分文糧價。每當採買兵谷時，保正、豪紳橫行鄉里，趁機敲詐勒索，“甚至拘押欠戶，勒出保費多於欠數十倍。民間大罹剝削，衆論沸騰”。農民“因而傾家敗產，不一而足”。
洋貨的不斷進入，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地主階級擴大財富的貪婪慾望。有些地主利用土地剝削所得，投資辦工廠，開礦山，或者兼營商業；同時又以辦工礦業或商業的利潤，大量購置土地，使土地愈來愈集中於封建地主手中。如清光緒年間，龍山猛西湖的地主向仁豐家，原來只有一千多擔租谷的田土。他的兒子有的經營米糧、桐油生意，有的做官，到了光緒末年，其購買、兼併的土地，高達年收一萬多擔租，龍山縣的他砂、八渡、召寨、猛西等地的土地，大多數都爲他家所有。其他像雷萬代、陳開弟等擁有兩三千擔谷的地主也有增加，而廣大農民則紛紛失去土地，淪爲地主的佃戶和僱工。